郭进拴|乡情老更深【二百三十四】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拿着我卖铝石得的几十块钱，到郑州送稿，想面见编辑，问问为啥不发我的稿?是不是我没送礼?为什么有的写得不如我的稿件都能发?我写得这么好、这么多，一次投寄178篇，难道连l篇都不能发?谁知到了《河南日报》社，人家正下班，一位编辑冷冷地说：“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时年正是1978年的初冬，我的钱少，住不起旅社，就在寒风刺骨的街头露宿。半夜时分，巡夜民警把我当坏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先毒打了一顿，又问我要证明，我说没有。问我干啥?我说送稿。问我为啥不住报社招待所?我说没钱，也不认识人。幸亏我带的一大提包稿子证明了我的身份，才被放掉了。回来时，仅有的几块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讨饭，先来到洛阳。当时《豫西文艺》的编辑许桂声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他还编了我写的一首诗，并把我领到4楼的洛阳地区文化局招待所住宿。他刚下楼，人家服务员就拿着票本让我交2元的住宿费。可我手无分文，只好说时间还早，急着回去有事，不住这一夜了。步行来到龙门，天色已晚，只好扒上了一辆拐弯时因会车而减速的大货车。谁知到了白沙街，人家的车拐弯往街里开去，我慌忙往下跳，结果一头栽倒在了路中间，头破血流，一下子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用手掐掐胳膊，还有知觉，便知道自己还没有死。然后坐起来四下瞅瞅，发现装稿子的大提包不见了。这才想起是刚才跳车时被车栏杆拌住，掉在车里被拉走了……
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干瘦如柴的老母亲怎么也不理解我，把我用心血写成的一大摞底稿统统扔到了火堆里。我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但已经晚了，早变成了一堆灰烬。我捧着纸灰伤心地哭了，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水米未进……这时，社会上对我的冷言恶语也扑天盖地而来，我简直成了“一小撮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上地干活也没人喜欢和我在一起；队里让承包铝矿，也没人愿意和我一个组，我只好自己和自己一个组。后来我由于遭诬陷，又被拉到全大队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上挨批斗，连我起的“志农”的名字，也被人怒斥为“坑农”。我头扬高了，人家说我不服气，让低头认罪；头低下了，人家又说我不老实，让抬起头来叫大家看看……我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死……然而，我没有死，而是带着这奇耻大辱，流浪到洛阳大路口锅炉厂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出苦力的小工，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我只有等加班归来工友们都熟睡了，才坐在路灯下奋笔疾书。我发誓这辈子写作如果不成功，就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就这后来也被工头看到了，说我不安心干活，光会胡闹台，结果又罚了我的款，把我赶走了。我从此连这个泥饭碗也丢掉了。我独自来到了故乡的风穴寺，在悬钟阁的墙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母亲有意拿着这新收到的两个汇款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儿来钱了!”识字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成事了!我早看出是块料!”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成功了，得住稿费了，发财了。从此，我娘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让我专事在家写作挣稿费。我到县里参加创作会，娘还给我发路费、做新衣服、烙油馍……在娘的支持下，我的创作积极性更加高涨，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每一次发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一阵巨大的喜悦，于是便兴冲冲地买上几本，美滋滋地读上几遍，由衷地感到，搞写作活儿虽苦，滋味却甜。值得提出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合作写了不少作品。写《抓阄分娘》时，我们五天五夜没合眼，一天只吃两顿饭，后来我们把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投遍了全国所有群众文艺类和剧本刊物，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1980年9月，老领导高山、张久益、刘会昌、范振斌等热心的“伯乐”们免试把我选拔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我更是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早晨，我总是4点多钟就起床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每逢公社开会，我就躲在墙角照本上写，领导还表扬我注意记笔记，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其实我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利用开会打草稿，晚上回到住室誊清寄出去，《风穴古刹，名珠璀璨》、《漫游温泉话今昔》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为了排除干扰，我常常早上吃饭时买两个馒头、提一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写作，一天不出屋门，任别人在外边怎么喊，也不吭声，有的还摸摸我的锁说：“可能又进城或者下乡去了!”后来有几次，我私自到郑州、洛阳、临汝县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领导有事找不到我，曾几次研究。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的“自由主义分子”。是县文化馆的张久益老馆长替我说了公道话：“就是他能写，才让他干文化站的，写作也是正业。不会写、设专长，我们还不要口哩!”这才保住了我这个临时工的泥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恩情，我到死也忘不了……
后来，我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经常写一些通讯报道，表扬乡里领导，并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这才取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还不断在一些会议上受到表扬。
1984年，我挑头成立了临汝镇乡农民笔会中心，办起了《乡音》报，并聘请姚雪垠、苏金伞、何南丁、徐慎等为顾问，还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让这些名家题词、作文，提高《乡音》的知名度。谁知第一期报纸刚印出，便被作为非法出版物没收了。我后又四上郑州、五下洛阳，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省、地、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才又在每张报纸上印上了“内部刊物”字样被批准发行了。那时候，我不怯生，背着报纸到省文联、省文化厅、地委、县委，逢门便进，见人就递上报纸，让人家批评指正。还斗胆给邓小平寄报、写信，并要求他给《乡音》题词，后收到中央军委来信，说是邓主席很忙，没有时间题词等等。原打算拿着邓主席题词，批一个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号的美梦这才宣告破灭。后来，《乡音》创刊号上发表的姚金成写的小说《黑旋风婿》被《文学报》和《河南日报》选载。其他报刊也选载了一些《乡音》上发表的作品。我带着这些报刊到省文化厅让厅长看，彭玮厅长看了这些报刊后，称《乡音》是“全省文化站中报纸办得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省、地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洛阳地委宣传部还把我借调到《豫西报》任副刊编辑。我从第一次投稿，到第一次在省级公开报纸发稿，前后经历了6个漫长的春夏秋冬。写作没写出什么名堂，办《乡音》报却出了大名，不但闻名全省，还参加了全国首届报纸展览。祖国的边疆哨卡、都市乡村，甚至美国的华人协会也纷纷来鸿，盛赞《乡音》。我也因此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还被洛阳地委宣传部请到地委大楼去作报告。当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士信同志也对《乡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亲自写信祝贺。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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