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文体的诗歌与散文,在变革历程中步履相对艰难。李贽及公安派的出现,才更为明显地表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产生了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了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并力矫前后七子在文学复古活动中所暴露的某些拟古蹈袭的弊病。但公安派在诗文理论与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继承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学趣味。针对公安派的流弊,竟陵派力图将文学引入“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中激进活跃精神衰落的迹象。
作为晚明散文创作一大特色的小品文在这一阶段越于兴盛,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
明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以陈子龙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重新举起复古旗帜,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多有表现国变时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李贽(1527~1602)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中年以后辞去了官职,专意于著书讲学,不少内容“非圣无法”,直接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伪道学,被人目为异端,他也公然以“异端”自居。后被当政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
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相背逆。他甚至还以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答耿中丞》)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这些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着离经叛道的因素。他在那篇著名的《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所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李贽《德业儒臣后传》)因而,天下的“至文”,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他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和文学观念相一致,李贽的作品也往往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具有挑战性,如他的《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馀,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作者借刘谐之口,嬉笑怒骂,讽刺嘲弄了披着“纲常”、“人伦”外衣的道学之徒,并将蔑视的目光对准孔子这位传统的偶像,口气大胆泼辣。又他的《自赞》、《高洁说》等篇以坦直率真的笔调对自我作了写照。如《自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文章语气酣畅质直,把自己描写成一位个性鲜明的狂士,显出狷介超俗的胸次。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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