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受到了一些挫折。朱元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商势力，影响了城市的繁荣，连“素号繁华”的苏州，一时间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寓圃杂记》卷五）。然而，明初的经济整顿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路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着条件。与此同时，明初的统治者也实行了若干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等；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如苏州到了嘉靖年间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志》）。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产品对于市场的依附；而农业生产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旋涡；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使用，促使商品交换频繁。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杭州、苏州、广州、武汉、芜湖等都市，商贾辐辅，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明代中叶以后，仅苏州一地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就达近万名；景德镇１０万人口，从事陶业的手工业人口即有数万。在这些市民中，商人们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如“富埒吴中”的巨商张冲，每有一衣制成，其款式即成为市民们争相模仿的样板（皇甫氵方《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张季翁传》），足见商人对于市民社会影响之大。商人们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往来唱和，也成为风气。不少商人还刊有自己的文稿。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留恋繁华的城市，习惯于出入市井，乐意与商人、名工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圈中，一些未入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相当活跃。其中不少人本就出身于商人家庭，如对文坛有很大影响的李梦阳、李贽的父祖辈就曾经商。在江浙地区，情况尤为突出，如高濂、唐寅、王宠、袁、张凤翼兄弟、黄省曾、何良俊、陈束、屠隆、沈明臣、汪道昆、顾宪成、卓甫等人都出身商家。一些缙绅士夫弃儒经商或涉足文化市场的也屡见不鲜。如小说家凌初、陆云龙及汲古阁主人毛晋等都兼营印刷业。总之，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等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逐步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这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同时又与商人、手工业者、艺人等市民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群。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诗人们歌唱起“即此城中住亦甘”，“经车过马常无数”（沈周《石田稿》）的都市生活，赞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二《阊门即事》）的繁华景象，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情纵乐，在俗世的追欢逐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在一些诗文集中，有关商人及各色市民的寿序、碑志、传记等触处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它说明了明代诗文对于表现商人的兴趣。至于在小说和戏曲中，更是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塑造了众多商人和作坊主的形象。这在明初的《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中初露端倪，在《金瓶梅》中商人已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在以后的“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中，市井中的种种脚色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
们或极尽奢侈，或克勤克俭，或历尽艰险，或经营有道。作者不时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理解和赞美，并透出了对于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这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坛舆论大力宣扬的就是“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技儿·别部》）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在诗文创作中也有反映。唐寅等吴中诸子继元末杨维侦等诗歌世俗化的倾向之后，曾作过一些可贵的探索。打着复古旗号的前七子，实际上也为明代中晚期艺术趣味的世俗化推波助澜。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载，李梦阳对当时流行的民歌十分欣赏，“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他们还创作了不少模仿得维妙维肖的民歌。康海、王九思、边贡、顾等人都在理论或创作实践上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起过推动的作用。嘉靖年间李开先、徐渭等也都推崇民歌。尔后袁中郎就干脆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伯修》）公安派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一些“新声”，显然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突破和冲击。这在拘守传统观念的人看来，当然是鄙俚不足道的，甚至认为“万历五十年无诗”（徐世博《与友人》，见《尺牍新钞》卷二），“文之俗陋，亘古未有”（王夫之《{艹}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但实际上，正是在这“破律坏度”之中，躁动着诗界的一场革新，反映着艺术趣味的变化。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创作商品化。文人为谋生而写作，书肆为牟利而刊行，一些文艺作品难免沦为金钱的附庸。据俞弁《山樵暇记》卷九载，在正德年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一些平民文人出卖诗文书画，不失为一条谋生之路。唐寅就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闲来画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徐渭的《王元章墓》诗也谈到了书画“换米”的生涯。这种多少带点创作职业化的倾向，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自主意识的生成，但难免有一些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末流作者，被铜臭污染了良心，一味去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和书商的赚钱欲望，胡编乱造了一些荒诞不经、色情下流、腐蚀人心的东西，并在一时间“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使得晚明文坛上流淌着一小股污秽的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