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五十五】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家传记著作猎奇性太强,将政治内幕、文坛内幕、传主隐私的发掘等内容纳入了著作中。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含量的增加,使传记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成份降低,势必影响到传记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文学美学价值的下降。猎奇性传记著作的增多使赵焕亭这样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量加大,研究工作的难度加大。
读者除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作品阅读感兴趣之外,往往扩展到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私生活”感兴趣,即窥秘性阅读导致作家传记著作出版量加大。余光中2006年7月在台湾高雄为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写的《新版前言》中说:“如果传记是作家的外传,则作品可谓作家的内传:作品应该更贴近作家的心灵。透过传记,我们看见作家的生活。透过作品,我们才能窥探作家的生命。不过读者在窥探作家的生命之余,很自然地,也不免想要看看那作家平时是怎样生活的,想看看他(或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他(或她)和社会甚至世界的关系,想知道他(或她)不做作家的时候究竟还做些什么。总之,把作品和传记合在一起看,才看得真切、看得立体。”余光中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强调读者应该重视研究作家的作品,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传记是为了“阅读和理解好作家的作品”服务的,言外之意是读者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窥探作家的隐私方面。
赵焕亭可能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和主观偏向性、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和窥秘性给她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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