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一民族的语言从来就是传布与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所以语言便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民族文化的色彩与意味。这也使人类个体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便可能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

任何个体出生不久，就开始学语言，个体要不要学语言以及学什么样的语言，这都不由他自己决定，而是由养育他的人决定的；一般说来，也就是一定要他学语言，而且是本民族的语言。

一代代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这也是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形成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语言表面看来虽然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作社会交际工具之用；但事实上，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它却被涂上了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有关的感情色彩，或者凝结了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有关的思想意义。这就使得任何一种语言本身都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成为承担民族文化很有稳固性的载体之一。

语言本身传承文化最为明显的例证，当然是那些成语、典故、谚语、俗语、警句、炼话等等；它们是直接由民族的历史文化或生活经验产生的，是某种思想的载体，感情倾向也极为清楚。但因为这方面的情况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且因为幼儿学话并不由此开始，所以不拟多说，而着重在一般词汇方面举例分析。

例如幼儿学话，最早会叫爸爸、妈妈，小孩儿在学会这两个词的同时，定然把它们同父母的具体形象联系，而这形象则是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妇女；后来幼儿又逐渐感知父母在家庭中的不同分工、地位和处境，并分出对“严父慈母”的不同情感与态度，这些情况当然是由传统的历史文化决定的。因此，在幼儿心目中，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是与一些富于感性的表象以及一定的情感色彩相联系的。

语言文化·语言运用语言与文化由父母推广一步说到家庭，过去中国小孩儿对家的观念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在则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因为过去大都是封建家长制的大家庭，又因早婚而三代同堂或四世同堂；由这种聚居而决定的房屋结构、人际关系、生活起居、礼仪秩序等等，都逐渐被学话的孩子所感知，并在心理上与家的概念(词)联系在一起。

以上事例还只能说是小孩儿凭借自己的感知经验使所学的言语带上某些感性色彩或语外含义，还不能说是言语给小孩儿带来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但等小孩儿逐渐长大，所知较多，那时候学习语言、理解语言，就会感到一定的文化意味了。比如美国的一岁幼儿，父母让他学说“好莱坞”这个名称，他肯定不会感到有什么特殊意味；但等小孩儿长到四五岁，当他听到别人说或自己说“好莱坞”的时候，他便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这个名称上面的美国文化的积淀，因而含有这样那样的意味。而中国的小孩儿听到“好莱坞”却不会有这种文化意味的感觉。但中国当然也有许多独特的名胜之地，说起那些地名，中国人的感受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毫无意味的符号。例如中国古代说到塞北与江南，便分别含有不同的意味。江南人说到苏杭，也有特定的文化感受，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已深入人心。说苏杭说到“烟柳画桥”，这又有独特的意味。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大致都有柳有桥，但只有中国人说“烟柳画桥”，而且比较多见的是用来描写江南景色；它所含有的意味，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入感受的。

再推而广之，中国人在空间上说东南西北，时序上说春夏秋冬，也各有不同的语感或联想。这既是因为人们对四方和四季有不同的气候、景观与生态的感受，也因为传统文化中把四方、四季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气候、景观、生态与五行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模糊的感受，即东方、春季有温暖和煦之感，南方、夏季有炎热蓬勃之感，西方、秋季有清凉萧瑟之感，北方、冬季有寒冷肃杀之感。这样的语感是中国特有的。在别的民族或国家，同样是指四方、四季的词，由于地理、气候与文化的不同，就可能带上另一种语感。在中国，上述特定语感不仅有普遍性，而且有的人还辨析得相当精确。例如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这很能说明李白用词之准与王国维感受之准。比如首句“西风”就不能换为“东风”“南风”，因为这二者给人以阳和之感，不能与“残照”协调相配；“北风”则流于凄厉，不如“西风”的萧飒更利于全景统一。下句“汉家陵阙”四字假如换为“秦家陵阙”或“隋家陵阙”，原词的“气象”也不免减色；而对不同“气象”的感受则有赖于对秦、汉、隋三朝的历史面貌和文化特色有较多的印象积累，方能形成某种“完形感”，从而觉出此处只有用“汉家陵阙”气象最好。小孩儿学话当然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与历史文化相联系的语感；但从他学话开始，那凝结在语词上的历史、文化意味却会逐渐被语言使用者感知，对他产生熏陶或感染，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再说一些更为明显的例子。像植物中的松、竹、梅、兰等，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有根深蒂固的象征意义。松柏“岁寒后凋”，竹“直节虚中”，都被象征为有气节风骨。梅花“斗雪迎春”，兰草“幽谷传香”，也是人们敬爱的品格的象征。其他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菊花晚芳傲霜，牡丹国色天香，等等，也都因为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使代表它们的名词带有特殊的语感。

杨柳和草本是最一般的植物，但因为在古诗文中多与离愁别恨相联系，所以也带上了特殊意味。杨柳与离别发生关系，是因为柳谐音“留”，又有依依之态。在古诗文中最早见于《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后世咏柳诗文无数，而最有名的离别之歌是唐代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以柳几乎成了描写离别愁绪的必有之物。草与离别发生关系是因为它长满旅途，延向远方，似乎与人的思念相连。最早表现在《楚辞·招隐士》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后来的名作如李白《灞陵行送别》：“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近人李叔同在著名的《送别》词中既说到草又说到柳：“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与欢，今宵别梦寒!”其实，人们送别未必都在有柳有草之地，但在语言传播(如诗文写作)中，却都可以这样写，比实景更动人；以至中国有些城市在通往车站、机场的路上列植柳树，也就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植物名词在语言中是常用的，它所凝结的文化意味当然也会对学话的人发生影响，就是说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受到语言的文化意味的熏陶。

至于那些字面本身就有思想倾向和情感色彩的字词，对学话人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由于这种思想倾向和情感色彩也是受社会文化制约的，因此所谓影响也就是通过学话用话而受到文化的熏陶。

阅读指要

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任何一种语言本身都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作者结合许多丰富、生动的实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认真阅读全文，梳理文章的内容，注意每个例子说明什么道理。想一想，作者讲的道理对不对?并且多找实例分析。这样，才能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更深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