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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特》

作者：网络来源：全息网时间：20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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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特》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公元前800-公元前600）所作。是重要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也是整个西方的经典之一。全诗共15,693行，分为24卷，主要内容是叙述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故事。它通过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歌颂英勇善战、维护集体利益、为集体建立功勋的英雄。

内容梗概

共二十四卷（系后人所分），15,693行，各卷的长度从429到999行不等。史诗《伊利亚特》虽然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却从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九年零十个月后的一场内讧写起，并且写到赫克托尔的葬礼就结束了。引起这场战争是金苹果的神话，在它描写海伦和帕里斯时有所提及，木马计和特洛伊的陷落，则见于《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斯对往事的回忆。

《伊利亚特》的头一句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希腊联军大将阿喀琉斯性烈如火，他有两次愤怒的表现。史诗写道，战争已经打了九年零十个月，还是胜负难测，这时希腊联军因瘟疫发生内讧。瘟疫是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拒绝归还一个女俘所引起的，因为这个女俘是太阳神阿波罗祭司的女儿，阿波罗的祭司请求阿伽门农归还他的女儿受到拒绝，就祈求阿波罗惩罚希腊联军。这场瘟疫蔓延下去就会使希腊联军不可收拾，因此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门农把这个女俘归还，免得瘟疫继续蔓延。阿伽门农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归还了这个女俘，却不公正地夺走了原来分配给阿喀琉斯的另一个女俘，作为他自己损失的补偿，阿喀琉斯在愤怒之下拒绝参战。

在希腊联军中，只有阿喀琉斯才是赫克托尔的对手，因此他拒绝参战就必然引起希腊联军的失利。希腊联军在此情况下抵御不了特洛伊军队的反攻，只好退而固守海滨的战船，在那里构筑了防守性的壁垒。阿伽门农这时后悔自己对阿喀琉斯不公，只好派奥德修斯和另一位希腊将领去向他求和。可是他愤怒未消，坚决不答应回到战争。阿喀琉斯只是在特洛伊军队已经突破希腊联军的壁垒纵火焚烧他们的战船的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才把他的盔甲和战马借给他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让帕特洛克罗斯前去应敌。帕特洛克罗斯虽然击退了特洛伊军队的攻击，但终为赫克托尔所杀，因此阿喀琉斯借给他的盔甲也丢掉了，这盔甲原是他的母亲忒提斯女神请匠神制造的。战友之死与盔甲被丢引起阿喀琉斯的第二次愤怒，而使他与阿伽门农和解，并且在他母亲请匠神给他制造了一副新盔甲之后，重新回到战争，最后杀死了赫克托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进行报复，他肆意辱虐赫克托耳的尸体。特洛伊老王，赫克托耳的父亲跪在阿喀琉斯面前再三哀求，赎回了儿子的尸体，全体特洛伊人为赫克托耳举哀下葬。史诗自此结束。

创作背景

作者与作品

荷马既不是古希腊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史诗诗人。《伊利亚特》基本上取用古老的伊奥尼亚方言，同时亦包容大量的埃俄利斯方言的用语、变格和其他语法特征，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慕凯奈时代。此外，阿耳卡底亚一塞浦路斯方言也在《伊利亚特》中留下了它的印迹。很明显，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起源于古远的年代，（可能）以不太长的故事形式流传于宫廷、军营和民间。荷马的功绩，不在于首创描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或史诗，而在于广征博采，巧制精编，苔前人之长，避众家之短，以大诗人的情怀，大艺术家的功力，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不朽的诗篇。Ilaias，即《伊利亚特》，意为“关于伊利昂的故事”或“伊利昂诗记”(伊利昂是特洛伊的别称)，作为诗名，最早见之于希罗多德的著作。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候。其材料主要来源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和神话故事。公元前12世纪末在古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有许多传说和歌谣，在民间传颂时又掺进一些有关神的故事。相传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有个盲诗人荷马，将有关特洛伊的传说和歌谣加以整理成结构完整的长诗，后人即称之为“荷马史诗”。

城堡与兵民

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是城堡或城镇。Polis既是兵民的集会地点，又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既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又是进行贸易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阿基琉斯的战盾上铸着两座城市，集中反映了兵民们在战争及和平时期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景状。城堡的外围有一片农野或乡村地区，即agros或erga；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区域”或“地域”。广义上的polis往往包括城镇、郊区和城里城外的人民——由此组成荷马史诗中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

城堡的统治者是basileus（国王、王者）；某些王者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镇，而以王者居住的城堡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战时，basileus是本部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们管带（1·171—72）。重要的社会行当包括信使、祭司等。在荷马史诗里，先知、医者、木匠和诗人同属“工作者”（demiourgoi）的范畴（《奥德赛》17·383—85），即用自己的手艺或本领为民众服务的人。荷马用laos、laoi、plethus、demos表示一般民众（或兵丁），即来自城堡的“公民”。来自外邦的定居者叫metanastes或xeinos（客民）。无业游民（thetes）似乎亦属自由人阶层，没有自己的土地，以帮工为生。

此外，在一个以军事民主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里，当然不会没有奴隶（dmoes，dmoai）。如同分得的其他战礼（战利品）一样，奴隶一般归属个人所有。

王者与议会

作为贵族的子弟和代表，王者是城邦或属地内的最高军政首长。在《伊利亚特》里，阿伽门农以希腊联军统帅的身份雄居众王之上，比后者更具决策的权威。“你统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奈斯托耳说道——“宙斯把王杖交在你的手里，使你有了决断的权力，得以训导麾下的兵侗。狄俄墨得斯承认，阿伽门农拥有“别人不可企及的尊荣”。奈斯托耳劝慰盛怒中的阿基琉斯不要和阿伽门农争吵，“在荣誉的占有上，别人得不到他的份子”。俄底修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警告遑遑奔跑的兵勇：阿开亚人不能个个都是王者，“王者众多不是一件好事——这里只应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大王”。王者拥有上好的份地（temenos），享有率先挑取战礼（geraas）的特权，接受属民的礼物和贡奉。在宴会上，他们享坐尊位，吃用特份的肉食，喝饮满杯的醇酒。作为对权力的平衡，王者有义务宴请共事的首领和权贵。在第九卷里，奈斯托耳——在作过一番明智的劝议后——对阿伽门农说道：现在应由你，阿伽门，作为最高贵的王者，行使统帅的职权。摆开宴席，招待各位首领；这是你的义务，和你的身份相符。……荷马史诗里的王者尽管刚傲不羁、粗莽狂烈，但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暴君。事实上，在政治、司法，甚至在军事方面，最高统帅的权力都受到辩议会（Boule geronton）的掣肘。与会的gerontes（首领）通常本身即是王者——战场上，他们是统兵的将帅。他们享有很高的威望，言行举足轻重。阿伽门农必须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按最好的办法行事。辩议会上商讨过的事情，如果事关重大，还要提交大会或集会（agore或agora）的讨论和通过。

在《伊利亚特》里，阿开亚人的集会扩大到普通的laioi；而特洛伊人的集会还包括年老体弱的非战斗人员。有地位的发言者一般要手握王杖，以得体的方式讲话。首领们遵从“言论自由”的原则；在集会上，此乃他们的权利。Gerontes可对任何人提出批评（甚至谩骂），包括对最高军事首长阿伽门农。不过，对地位比较低下的人，情况则不尽相同。卜者卡尔卡斯担心他的真言会招来阿伽门农的报复，只是在得到阿基琉斯的承诺后，方才道出阿波罗为何发怒的原因。对一个身份不够“吃重”的人，责辱王者只能替自己招来麻烦和不幸。兵众们通过呼喊表示他们的倾向和意志——是赞成，还是反对。

作品赏析

主题

《伊利亚特》的主题是赞美古代英雄的刚强威武、机智勇敢，讴歌他们在同异族战斗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伊利亚特》塑造了一系列古代英雄形象。在他们身上，既集中了部落集体所要求的优良品德，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阿喀琉斯英勇善战，每次上阵都使敌人望风披靡。他珍爱友谊，一听到好友阵亡的噩耗，悲痛欲绝，愤而奔向战场为友复仇。他对老人也有同情之心，允诺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王归还赫克托尔尸体的请求。可是他又傲慢任性，为了一个女俘而和统帅闹翻，退出战斗，造成联军的惨败。他暴躁凶狠，为了泄愤，竟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拴上战车绕城三圈。与之相比，特洛伊统帅赫克托尔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他身先士卒，成熟持重，自觉担负起保卫家园和部落集体的重任。他追求荣誉，不畏强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仍然毫无惧色，出城迎敌，奋勇厮杀。他敬重父母，挚爱妻儿，决战前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

《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时代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即胞族、家族、部族而存在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出发点，一切以忠实家族血亲的组长为正确，而且只要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都是正确。另外，在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扰。这种过渡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人们私有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产品的剩余。这使得古希腊的国家组织纯粹是通过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直接从氏族公社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在史诗《伊利亚特》中都有所体现。

史诗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全篇的主线，史诗中阿基琉斯的愤怒一共有两次，而第一次阿基琉斯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喜爱的女俘而愤然退出战争。可见，这时期的古希腊社会奴隶制已经开始盛行。而且，奴隶们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也已相当丰富，金银饰品，象牙琥珀，奴隶主们享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他们终日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就如史诗中所描述的：“他们不是去掠夺自己百姓的绵羊和山羊，就是在舞场上抢夺桂冠”，而为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则是奴隶和士兵。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家族的大家长只是充当召集者的角色，而没有决策权和命令权。而且，在产品和财物的分配上也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拥有许多的战利品和女奴，而这些都是普通战士在战场上为他拼命争取回来的。他与阿基琉斯的争吵就是由争夺女俘所引起，可见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我的”意识，即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在对具体财物的分配争夺上，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冲突。

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是“第一个悲剧诗人”。《伊利亚特》描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它展示了战争的暴烈，和平的可贵；抒表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业绩，征战的艰难。它阐释人和神的关系，审视人的属性和价值；它评估人在战争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们行动的内外因素；在一个神人汇杂、事实和想像并存、过去和现在交融的文学平面上对影响人的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制导人的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有深度的探讨。《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龋和平时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们在泉溪边浣洗；年轻人穿梭在笑语之中，喜气洋洋地采撷丰产的葡萄。诗人弹拨竖琴，动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衣衫，跳出欢快的舞步。然而，即便是典型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人的属类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迫胁。人是会死的，不管他愿不愿意见到死的降临。人生短暂，短得让人不寒而栗：裂地之神，你会以为我头脑发热，倘若我和你开打，为了可怜的凡人。他们像树叶一样，一时间风华森茂，如火的生机，食用大地催产的硕果；然而好景不长，他们枯竭衰老，体毁人亡。人生如同树叶的催发和枯亡；在第六卷第145—49行里，荷马已表述过这一思想。

同时，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人的《圣经》”，因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被誉为“英雄史诗”。而在这些英雄品质中，“勇气”占据重要地位。命运是人无法逃脱的悲剧性。阿基琉斯无法逃避命运，虽然他被称为“捷足者”、“最勇敢的人”，但他终究要早死，所以才会有《伊利亚特》开头其母忒提斯伤心的哀叹：“我的孩儿啊，不幸的我为什么生下你？……你的命运短促，活不了很多岁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难超过众凡人。”赫克托耳亦复如是。因为天平倒向冥王哈得斯一边，固然他仍在人间奋勇作战，但死亡的阴影已经扣上。英雄们落在必死的命运中，歌德曾为之感叹，综观整部史诗，告诉我们的仅仅是： “人注定了地狱般的悲剧。”而且具有鲜明希腊特点的是，即使是作为高人一等、具有操纵力的神祗们，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天平，神的亲情与同情也无济于事。当宙斯，最大的主神，预见他的儿子——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将为帕特罗克洛斯所杀，意欲将其带出战场送返故乡，却遭到赫拉的责问： “你说什么话？一个早就公正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却想要让他免除悲惨的死亡?”宙斯只得眼睁睁看着亲子成为剑下亡魂，空留喟叹。在引用最广的一段荷马史诗中，渲染了这种命定观与人生短促的悲叹： “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那么在古希腊人眼中，命定观下只有消极逃避等待死亡吗？恰恰相反，必死性的回应正是对命运的应战。既然人的一生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归宿，那么在有限的时日内，如何发挥最大潜能，成为受人景仰的英雄而非碌碌无为的凡人，成为英雄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整部《伊利亚特》关注的并不是英雄们究竟获取多少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以及他们面对磨难和死亡的表现。”

英雄们凭借“勇气”，生命的尊严在战斗中升华；依靠勇敢的无畏精神，从“人”成为“英雄”。他们面对任何对手，不管是凡人抑或神灵，甚至是命运本身，都有“勇气”迎接挑战。所以狄奥墨得斯在面对阿伽门农时凛然说： “他赠你权杖，使你受尊敬，却没有把胆量给你，胆量最有力量。”有两种形式的生命，一种是英雄的生命，短暂而光荣，另一种是普通人的生命，长久、衰退而无容光；要成为英雄，就必须显得英勇顽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勇气”成为在命定观下寻求进取的重要工具，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古代希腊的精神世界。所以，英雄们宁可光荣的死，不愿苟且的生。“千万不要让我听见人们说，英雄的血白流，它向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出了威风凛凛的挑战。”

荷马史诗中处处颂扬的“勇气”，除了显示当时的精神状况，也折射时代的背景。诚如马克思所说：希腊史诗的成长，“是一定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在此不妨从“勇气”出发，挖掘其中的时代烙印。

在英雄时代，对“勇气”提倡与歌颂的背后，是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的反映。由于时代的局限与工具制造的有限性，当时战争的特点是Othismos，亦即互相推撞，肉搏成为主要手段，自然需要高度的“勇气”。同时，“勇气”的高低直接与战利品有关，而战利品的多寡又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英雄时代已经出现贫富与阶级差别。当时希腊人以物易物，包括器具、牲畜与人，畜类的占有量则成为贫富间的主要差异。上层欲保持地位，就需犒劳追随者，这要求相应的土地和物质来源。由于当时食品贸易仍然非常稀少，因而劫掠成为主要手段。在古希腊人看来，“劫掠是一种生活方式，获取战利品不仅使首领及随从富裕，同时也是一种对他们男子气概、技能和勇气的考验，进而带来荣誉与荣耀。”财富的背后，不仅是物质，更是荣誉，因而他们对于战争，更多的是一种“耻文化”而非“罪文化”。战士们都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来实现自我的价值，那些建功立勋的勇士们成为后世颂扬的“英雄”。

当然，斗争不仅体现在与外敌的对决中，在国家内部，例如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希腊体制中的分立与矛盾也初露端倪。在英雄的时代，人必须勇敢善战才能得以更好地生活。这就是在“勇气”所折射的时代背景。诚如《世界古代神话》一书所言： “脱离了艺术的、祭祀的以及社会的语境，神话史诗便没有生命力，而且将失去任何意义。”

在《伊利亚特》中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古希腊人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在“神样的英雄”阿基琉斯上身，集中体现了人生的有限和在这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求索这一问题。在史诗的第六卷，诗人荷马表述了古希腊人的这一思想，在你死我活绞杀的战争中，人们尖叫着纷纷倒地，“头脸朝下”，“手抓泥尘”。即便是勇猛无敌的阿基琉斯，最终也难逃战死疆场的命运，但即便如此，阿基琉斯宁可选择成为众人皆知的短命英雄，也不愿庸庸碌碌地过活一生。这正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对自我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人的渺小与伟大在此处彰显得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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